遵義會議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擴大會議。該會議是極為重要的轉折點，為中國革命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遵義會議的意義

（1）是中共成立以來，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的會議。會議集中全力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并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的統(tǒng)治，開始確立領導人為代表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把黨的路線轉移到馬克思主義軌道上來，是中共歷史上一次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點，是中共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2）在最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3）領導人為代表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的確立，就保證了領導人思想在全黨的貫徹，這對中國革命的勝利發(fā)展和取得最后勝利有著巨大的歷史意義。把黨的路線轉移到馬克思主義軌道上來，在危機關頭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一次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是中共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確立領導人的領導地位，是遵義會議的最大成果，對長征勝利和中國革命勝利產(chǎn)生了深刻而深遠的影響。這是歷史已經(jīng)證實了的，這是遵義會議彪炳史冊的主要原因。

遵義會議的內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著名的“遵義會議”召開。與會者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紅軍高級將領，共產(chǎn)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及其翻譯伍修權列席會議。

遵義會議首先由博古作關于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史稱“正報告”），他在遵義會議的報告中強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是由于敵人力量強大、黨的各項工作沒有做好等客觀原因，而基本否認他和李德的軍事指揮錯誤。

接著在關于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軍事工作報告（史稱“副報告”）中，在遵義會議上實事求是地指出了反“圍剿”戰(zhàn)爭中在戰(zhàn)略戰(zhàn)術方面存在的問題，誠懇地進行了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

隨后，張聞天根據(jù)會前和領導人、王稼祥討論的意見，作批判“左”傾主義軍事路線的報告（史稱”反報告”），遵義會議上他尖銳地批評了博古、李德的“左”傾軍事路線。

遵義會議領導人接著發(fā)言，他運用事實駁斥了博古所講的各種客觀原因，認為紅軍具有粉碎敵人“圍剿”的有利條件。并且就具體的戰(zhàn)術問題和軍事指揮問題，如對誘敵深入、集中優(yōu)勢兵力、運動戰(zhàn)、游擊戰(zhàn)、戰(zhàn)爭的持久戰(zhàn)和戰(zhàn)役戰(zhàn)斗的速決戰(zhàn)、保持有生力量和保衛(wèi)蘇區(qū)領土的關系、戰(zhàn)略轉移與實行突圍的問題等，作了深刻的論述。

王稼祥在遵義會議的發(fā)言中旗幟鮮明地支持和贊同領導人的意見，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和戰(zhàn)略戰(zhàn)術上的錯誤，擁護領導人出來指揮紅軍。